刘仁静为谋生投身国民党
成为托洛茨基信徒
1926年9月，刘仁静受党中央的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同时在那里学习的还有蔡和森、彭泽湘、吴玉章、董必武、王若飞等。就在刘仁静学习期间，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的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认为：是共产国际指导中的错误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并极力指责斯大林，为此在联共（布）党内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刘仁静经过仔细比较和分析后，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成了托的信徒。刘仁静对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中山大学）校长、托派的理论家拉狄克也倍加赞许。
寻访托洛茨基
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1929年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1929年4月，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申请绕道欧洲回国，他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护照和800美金，还有一张到柏林的火车票。他瞒着邓中夏、瞿秋白、王若飞及共产国际所有的人，自作主张去寻访托洛茨基。
刘仁静最终在土耳其的太子岛见到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与刘仁静用俄语进行了交谈。托洛茨基兴奋地说：“你是我认识的唯一的一位中国人。”刘仁静在土耳其住了大约一个月，临别之前，托洛茨基送给刘仁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后来，这篇文章成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1929年8月16日，刘仁静回到上海，随即就用规定的暗语在报上登报，暗示他已经回国，党中央立即派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刘仁静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却公然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内的官僚化，还鼓吹托洛茨基的理论。不久，党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明确指出：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不听劝告，顽固坚持托派思想，后来被开除了党籍。
在刘仁静回国之前，国内已先后成立了几个托派组织，如“我们的话”、“无产者”、“战斗”等。刘仁静回国后，积极活动，组织了一些留俄学生，成立名为“十月社”的托派组织，还办起了托派刊物《十月》。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四个“托派”组织与王明、博古等展开了斗争。这时候的刘仁静凭书生意气，也与陈独秀抗衡，曾在争论中对陈独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他自以为中国只有他能解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是取真经的人。
“钦差”不受待见
1931年，几个托派组织终于统一了，但是刘仁静总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居，自称是“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引起托派组织成员对他的反感。刘仁静很快被宋逢春、王文元排斥。不久，刘仁静在托派组织中相当孤立，后来被赶出了托派组织。他又想和陈独秀合作，遭到陈的拒绝。这样，刘仁静竟成了托派中一个游离于各派组织以外的孤家寡人。
后来，“托派”四个小集团先后解体。刘仁静也只得落荒逃遁了。陆立之评价他说：“我对刘仁静的执着个性觉得近乎迂，从理论知识的角度看他很有成就，但在革命实践的行动中只凸显出书卷气，与工农兵还是有距离的。 ”刘仁静被各方排斥后，对党、对“托派”、对政治都兴趣索然，又蜷缩在书斋中从事译作。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为“神州国光社”译出了几本马恩经典巨著，之后在北平又译出了《中国革命的悲剧》。
为谋生投身国民党
当时，刘仁静已结了婚，没有工作，靠微薄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生活。无奈之中，于1934年，刘仁静找到在一家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做英文编辑的国际托派格拿斯（加拿大人）。经格拿斯介绍，刘仁静带着妻子陆慎之来到北京，为一个叫伊罗生的美国人当翻译。1935年11月的一天，刘仁静在北京被国民党警察逮捕，押送南京判刑三年，关押在苏州反省院。
1938年，刘仁静刑满释放。先是去上海，由于找不到工作，又乘船回武昌找陈独秀，被陈独秀拒之门外。工作找不到，生活无着落，武昌也呆不下去。后来通过关系到了重庆，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当了科员。两个月后，康泽要刘仁静履行入团手续。刘仁静心有余悸，就去找谭平山，他们是旧交。谭平山说：“你不愿意加入三青团，就离开吧！”刘仁静听了谭平山的话，离开了三青团。不久刘仁静辗转来到西安，在朋友梁干乔的推荐下，到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任了上校教官，教俄语和历史，大约一年多就被辞退了。此后，刘仁静又先后在国民党《民主与统一》、《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1948年，受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编陶希圣之邀请，来到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了研究员及国民党国防部镇江教导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