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近几年的媒体，从书报杂志，到影视屏幕、剧场舞台，古时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今日的职场龙蛇、都市男女，可以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文学的繁荣与活跃，给我们带来欣喜，欣喜的同时也伴随着缺憾：在林林总总的人物形象中，我们却很难找到一张鲜活的农民的脸，如闰土、阿Q，如小二黑，如高加林……这是为什么？

　　农村不是一个可以被遗忘的角落，农民不是一个可以被忽视的群体，尽管城市化步伐日益加快，城市人口数量激增，但八亿之巨的农民，岂容漠视？在这个诞生《国风》、《古诗十九首》的国度，史册遗篇，源远流长。即以现当代为例，乡土文学的成就也令人瞩目景仰：鲁迅、沈从文、巴金、叶圣陶、柳青、赵树理、路遥……一个名字就是一座重镇，在他们的身上，乡土文学的文化脉络清晰可见。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近年来文学作品中农民形象的缺席？那本应有的鲜活生动的形象哪里去了？难道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民在文学中只能处于陪衬的地位，只能以符号的方式出现？作为社会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精神追求，究竟该由谁去表述？究竟该如何去表述？

　　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教育发展的成就都是举世瞩目的，整个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也应该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教育普及率以及知识分子中农民子弟的比重可以说明一切。然而，问题在于，扶犁握锄的手为什么不拿起笔来？而那些来自土地的人为什么一离开土地，就往往背弃了土地？以至于我们的土地只能生长庄稼却不丰收诗篇？

　　对照某些农民题材的作品，考察作家的职业和生活环境，透过冷峻地探寻和思考，我们看到，在作家们关注农民、描述农民、阐释农民的艺术关怀和审美观照中，农民，往往作为一种对象被简单描述，某些作家并没有真正地和农民血脉相连，融为一体，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出生于农村并曾经是农民，但是，在水泥丛林、豪华地板和霓虹灯下产生的作品，早已失落了土地的芬芳，往往给人一种雾里看花、隔靴搔痒的感觉。而我们久违的和期盼的却是那来自土地的呼唤，来自古铜色胸膛的呐喊和来自麦田的歌唱……分析原因，见仁见智，但作家对土地的疏离和农民文化身份在今天的模糊，应该说是不容回避的话题。当作家成为一种职业，经济学的规律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作用，讲究投入产出，盘算运筹比较，也是势所必然。在茶楼酒肆间穿梭，在灯红酒绿中沉醉，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用身体而非用生命和灵魂写作可以换来肉体和金钱的双重快乐，何乐而不为？我们不能因此而单单责备作家使命感的失落。对于一种风潮和时尚，用对或是不对来评价未免太简单。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对不合理或不尽合理的东西我们不能无动于衷，不能坐视不管，这是知识分子的职责和良心所在，更何况事关农民？上溯三代，恐怕非农出身的实在不多，我们绝不能忘记土地，背叛农民。

　　新年初始，中央1号文件把“三农”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件的核心是增收减负，应该说，这是一条固本培元之策。但是，在执行和落实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刻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其本质内涵：千百万农民不仅有物质的需求，更有精神的追求，他们也有表达的欲望，有审美的要求，而且这种需求是发自生命本体的需求。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农民，曾经并永远都是文学的主体。中国的历史，最深邃的底蕴是农民命运史，中国的文学，最深层的内核是农民的精神史。农民，理应成为文学的主角，文学的主体，文学的主人！

　　从时代变革的角度看，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荡涤下，人们的生活方式、环境命运、精神追求、价值取向无可避免地发生着嬗变，身为农民也概莫能外。巨变产生震撼，巨变造成反差，巨变引人思考，生活的丰富多彩，命运的跌宕起伏，必然使人要说，要讲，要呼唤、要歌唱。

　　生活的波澜壮阔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历史的厚重与现实的激烈更搅得人心潮起伏，而文明开放的时代也提供了更加适宜的气候，寄语志在书写农村书写农民的作家，莫怕风吹日晒雨淋，让我们饱含赤子情怀，扑进大地的怀抱，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吧，土地和农民会给你以母亲般的滋养，而你真正用生命和心血塑造出来的形象，也一定鲜活生动、镌刻史册。我们更期盼，伴随一代新农民的诞生，崛起一大批农民作家或作家农民，既用犁耙，也用笔墨，在大地和书本上写下自己生命的真迹。

　　《人民日报》 2004年04月13日 第十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