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0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讣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4月14日20时1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严文明先生1932年10月出生于湖南华容，1958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并留校任教，1986年12月晋升为教授，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博士生导师，200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史前学与原史学联盟常务委员、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等学术职务。

严文明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和领导者，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体系的创建者，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引领者，中国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家，卓越的考古学教育家，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面旗帜。

先生的逝世是北京大学的重大损失，是中国考古事业的重大损失。对先生的逝世，谨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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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文明先生从对仰韶文化的卓越研究入手，对全国范围新石器时代做了综合深入考察，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分期和谱系框架。他用哲学家的思辨和诗人的眼光洞悉了中国史前文明的结构美，提出了“重瓣花朵”的论断。他倡导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并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重要领导者。

他的著作《仰韶文化研究》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多部著作获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

就在去年12月15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将“终身成就奖”授予了严文明教授。

终身成就奖，作为世界考古论坛颁发的最高荣誉，专门表彰在全球范围内享誉盛名、学术造诣深厚、对考古学领域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学者，这是论坛首次授予中国考古学家该奖项。颁奖词说：“这不仅是对严文明先生在推进考古学科发展上的杰出贡献的认可，更是对他不懈地向公众宣传考古学对于当代社会及人类共同未来重要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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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岁的严先生亲笔写下感言：“感谢给我崇高的荣誉，我不过勤于耕作，不问收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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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先生也是纪录片《何以中国》的学术总顾问。总导演干超说：“求见过严先生两次，一次听他讲早期中国的文明脉络，一次听他讲考古学家的责任和使命。作为一个外行和晚辈，何德何能，何其有幸。严先生亲自改过《何以中国》的文本，提醒我们去拍高庙遗址和铜绿山矿冶遗址。做这样的片子，团队三年里没有一天不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不敢有一丝偷懒，就是怕玷污了作为学术总顾问的严先生的名声，怕辜负帮助过我们的全国那么多的考古学家。听秦岭老师说，春节时严先生的女儿拉着她说了很久喜欢《何以中国》，为此我们开心了一整天。严先生，谢谢您的姜寨报告，谢谢您的长江文明论述，谢谢您的农业起源学说，谢谢您的重瓣花朵理论，让我们像亲历者一样走进了史前时代，真实地触摸到了先民的足迹、大地的气息、文明的脉搏、历史的绵延。您亲手剔出来的墙盘，因为太过光亮可鉴，成为我们花费最多时间才拍完的一件文物。”

【1】仰韶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体系的奠定

1958年，严文明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讲的就是新石器时代考古。1960年，第一次带领学生去洛阳王湾考古实习，严文明就指导学生以地层清楚、分期细致的王湾遗址作为标尺，来衡量附近的仰韶遗址的分期。1964年《中国新石器时代》出了一个红皮铅印本，严文明将它送给北京大学当时的历史系主任翦伯赞，“翦伯赞先生说，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就希望看到这样的书，把考古报告的内容系统化了，他还建议我好好研究一下讨论热烈的仰韶文化。”

严文明重新梳理了仰韶村、西阴村、庙底沟、半坡、三里桥等仰韶文化遗址的材料。首先分析典型遗址的地层关系和分期，进而研究各个地区的分期，最后将各地相应的文化分期进行对比和概括，通过类型学和地层学，将仰韶文化的发展整体划分为四期两大阶段，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苏秉琦先生读了《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这篇文章，认为严文明“找到了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把钥匙”。1989年严文明积30年之功著成的《仰韶文化研究》出版，其学术意义不限于仰韶文化本身，对整个中国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严文明在分析研究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谱系归纳为早期、中期、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四个发展阶段，上溯旧石器时代传统、下承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格局相融，对奠定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体系做出了贡献，影响至今。

严文明先生在田野考古一线

【2】“重瓣花朵”的诗意理论

“重瓣花朵”的学术理论，也是严先生提出来的。这位中国的学者用一朵花的结构来解读中华文明的结构。

这是严文明于1986年6月为“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从想到这个结构到最后宣讲出来，不出一个月。”在这篇论文中，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其周围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是第一层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是第二层花瓣。中原文化区处于花心，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也向周边文化区进行文化辐射，而外围的文化区则保持着自己的活力……

在严文明看来，中国北方地区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体系和长江流域以稻作农业为主的两大农业体系的形成，使中国文明拥有了一个宽广的基础，两大体系互为补充，使文明延续不断。

严文明的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3】他说：伟哉，良渚

而对于浙江考古来说，良渚，是严文明先生最关注的，他多次来浙江，来良渚遗址。可以说，他是良渚考古和良渚文化研究的引路人。

严文明先生在小黄山遗址

严先生主要的学术思想，包括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文化谱系、聚落考古、文明起源、古史的考古学观察、大遗址保护等诸多方面，几乎都在良渚文化与良渚遗址的研究中有着具体的体现。他对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性质、良渚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意义、大遗址保护等重要课题，有过多篇学术论文和重要讲话。

从1958年他组织北京大学师生编写《中国考古学》教材讲义，率先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到2010年底，以《良渚颂》诗篇，总结良渚文化的物质与文化成就，再到2016年为良渚写下“伟哉，良渚”，他的学术人生，跟良渚文化与良渚遗址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2年12月26日严文明先生考察莫角山遗址（杨楠提供）； 第一排（从左至右）杨楠、严文明、王明达、任世龙、徐新民、丁品、芮国耀；第二排（从左至右）牟永抗、方向明、方忠华（方向明身后）、刘斌、蒋卫东

此时，说几个我印象深刻的“一次”。

严文明最早提出命名“良渚文化”。

很多人都知道，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命名了“良渚文化”，其实，在1958 年八九月，严文明先生组织北京大学师生编写《中国考古学》教材，单独命名了良渚文化，从龙山文化中划分出来。

严先生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得到夏鼐先生的认可之后，1964年又发表《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从浙江吴兴（湖州）邱城遗址1957年考古发掘的出土资料着手，通过令人信服的缜密分析，前瞻性地指出“邱城下层、邱城墓地和良渚类型的遗存的顺序关系在本区是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它们代表着本区新石器文化发展的早、中、晚三个文化时期。”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蒋卫东先生曾撰文提到，严先生此文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本区新石器文化早、中期的文化命名，但本区存在着“以邱城下层为代表的早期文化遗存”、“以邱城墓地为代表的中期文化遗存”与“晚期—良渚文化遗存”的认识与观点，在日后的考古学研究中得到国内考古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环太湖地区最终也在上世纪80年代就建立起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

在良渚，严文明先生和苏秉琦先生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

根据考古学家王明达先生的记录，1977年10月11日下午，苏秉琦先生、吴汝祚先生、杨鸿勋先生来杭州。10月31日中午，严文明先生也到了杭州。11月1日，下雨停工，严先生上午看库房，下午、晚上座谈。牟永抗先生向省文物局借来一辆北京二型吉普，陪着他们去良渚实地考察，经过荀山、钟家村等地点。

他们坐在大观山果园的草地上休息，吉普停104国道边上。那段著名的谈话，此前被演绎过多个版本，实际发生在这里。

苏先生问：“你说良渚这个遗址怎么样?”

“很大，但是一下子看不很清楚。”严先生回答。

苏秉琦有所感：“古代的杭州，就在这里。”严文明接着说：“我看很像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假如良渚文化是一个国家，良渚遗址就应当是它的首都。”

眼前的这片果园，两位老先生也仔细地踏察过，可惜一块陶片都没有找到。瑶山发掘后不久，104国道余杭段动工扩建，在通过大观山果园的公路两侧发现了大量经火烧过的土坯。

1987年12月1日，严文明和研究生李水城来到工地，他一看，这不就是10年前他和苏秉琦先生靠着吉普休息的地方吗?

大观山果园，实际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型土台子，670米X450米，面积30万平方米，相当规整，只有西头有一小块地方凸了出去。而且高有5到8米。严文明沿着台子边缘走了一圈，每边都很直，除了南边外，地势陡峭。自然力量无法形成，必然是人工建造的。十年前，他们居然没有看出蹊跷。

王明达给严文明补充了一个重要细节：已经开挖的13个探方里，考古队员发现，在红烧土以下看似是生土的地层，实际是经过人工搬动的，是人们用自然土筑成的，最深的地方有7米（人工营建的良渚文化土层和遗迹厚达10米以上）。良渚人居然有能力建造这么宏大的工程?这30万平方米的大土台，究竟什么性质?

1992年12月26日，严文明来莫角山查看夯土，1996年，他写了一篇《良渚随笔》:“虽然冒着小雨，我却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们的工作做得很仔细。我看到那些夯土是先铺一层泥，密密地夯筑，然后垫一层沙子，再铺一层泥，又密密地夯筑，如此反复达9~13层之多，总厚度为50厘米左右。这是在良渚文化以及整个龙山时代文化中所见加工最好的夯土，如此大面积地精心夯筑，说明它很可能是一个大型建筑的基址。”

2016年11月26日，严先生参加了“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有一次著名的总结发言，后来收录在良渚博物院在2020年7月出版的《严文明论良渚》中。

这本书收录了严文明先生关于良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和重要讲话13篇，并附有严文明先生的题词及学术活动照片，是严先生关于良渚文化及其相关研究的集成之作。

那次来良渚的讲话，钱江晚报记者也在现场。严先生说：良渚实在太吸引人了，除了仰韶写的最多之外，就是良渚。

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的记录，严先生讲完，台下的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说：很赞成，建议把良渚改成“都城”。

严先生回答：就是都城。

讲完话后，严先生现场为良渚题词：“华夏文明五千年，伟哉良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