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到了整风运动，到1940年以后，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整风以前延安已完全沉寂下来了。1941年、1942年都比较沉寂，各个单位沉寂下来了，互相之间来往也少了。

什么演戏、歌咏、贴标语、贴墙报，1938年后这些事儿已经没有了，大家都是进步青年贴它干什么，你贴给我看，我贴给你看吗？我们1935年、1936年、1937年、1938年进步青年贴标语、墙报是在城市对人民启蒙。

所以1940年以后没有到其它根据地的青年，在延安呆下去，具体参加抗战也参加不了。到其它解放区去争取人民群众，也去不了。有一些青年有点苦恼，这样住下去，好像与原来的意气风发，1937年、1938年初到延安的想法不太一样。

因此，我觉得延安的活跃是1937年下半年到1939年的夏天以前是这样的，1939年秋天以后，人口就大大减少了。没有饭吃了，这么多人，只是消费，不是生产，人口必须疏散，就比较沉寂了。

整风这件事情，跟我们小青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你要说整风运动的话，1941年整风报告以前，延安所有报刊统统停了，1939年、1940年出了很多，第一个中央机关杂志，《解放杂志》，1941年春天就停刊了。《八路军军政杂志》也停刊了，当时延安的《中国青年》也停刊了，那个时候出《中国妇女》，也出《中国工人》等等，全停刊了。当然，财力，物力也供应不了。

这些刊物内容都不是很充实的，还有人出版铅印的文艺性刊物。那个时候，总政治宣传部搞了个文艺刊物，名字我记不得了，好像丁玲他们也出过一个刊物。这些刊物都不多。总之，是没有事情你总得找点事情干，这些刊物出了一年多，可能是半年，到1941年一个一个的全部停了。

我们当然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全部停，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当时的张闻天在1941年7月间，开一个什么会，把他的职务也免了，这个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张闻天1942年1月就下乡，带着个农村调查团，我是跟着去的一个。当时延安隐隐的是两个头，一个张，一个毛。

所以1942年开始整风，2月8号毛作报告反对党八股。我们看见这个报告，兴奋地不得了。没有想到，下面舆论议论的又不是这个问题。反对党八股开始也不是整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好整的。开始是针对王明、博古、张闻天，针对这个过去的教条主义集团，他们是受苏联的影响，他们是错误的，一切都是苏联斯大林的影响，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

他们写的东西现在来看，包括当时他们里面最有学问最文雅的张闻天，有的文章写得确实不好，打倒一切，什么都要打倒。张闻天自己也没有办法，只要不是共产党，统统打倒。后者都是属于进步的，有没有打倒地下党中间派没有还不知道呢。斯大林最有名的一个谬论就是：中间派是危险的敌人！现在还印在书上。

整风开始，1942年开始的三四个月，一些知识分子老党员，包括丁玲、王实味这些人在内，他们完全理解错了。以为这是真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家要说什么，都来了。当时掌握《解放日报》的人也不太懂，所以《解放日报》就发表了王实味的那些东西，也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实《三八节有感》应该说没有什么大的错误。

《三八节有感》按说给女同志讲两句话，说女同志原来受的照顾不够，重劳动也要她去参加，女同志每个月例假也要去劳动，这种东西你说有什么反党呢，谈不到。她只是作为老的女革命家，讲讲这些话，应该说她的文章现在看基本上是正确的。

王实味用的是另外一种笔调，讽刺的很厉害。讽刺、挖苦，甚至带一点对敌斗争的语气，脾气大。是不是王实味的用心很坏？恐怕也不是。但在战争环境下，那文章在客观上是不好的。

二月到六月，这几个月我不在延安，但知道很活跃。一下子从反对王实味、丁玲开始了。上边整风我们不知道啊，上边整风是毛主席召集了一批人整张闻天他们，整教条主义，我们是丝毫不知道。

下面的普通党员整什么呢？就整小资产阶级作风。开始人人检讨，当时我不在那儿。后来说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因为整风开始是整这些小知识分子的“半条心”。半条心就是说不是完全抛弃了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这种想法，而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思想来参加革命，所以这叫半条心。当然大家去检讨，人人都是半条心的问题。

延安就从查什么“小广播”开始，最小广播什么意思呢？是指延安的那些青年人之间互相传递意见和看法，这些看法是对上层的领导有意见，对单位的领导不满意。这些意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王实味《野百合花》里面的东西，不过没有那么尖锐，王实味讲的更尖锐。这样一来上面听到，不得了，虽然这些小青年在延安，但他们不是来革命的，他们是反革命的。

于是，填小广播表，人人要填，填了再填，搞了大半年。后来发展为“抢救运动”，就是从这个事情干起来的，统统都是特务。实际上“小广播”有点像鸡毛蒜皮的事情。对领导就是比《野百合花》档次还要低得多。上面发现不得了啊。填“小广播表”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康生一个人发明，恐怕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这批青年到延安来干什么？他们究竟来干什么？他们真正不怕自我牺牲，到前线来抗战吗？可疑的很。

小广播表填了之后就互相批判、揭发，开始叫半条心。后来一揭发，就说你们是两条心，从半条心到两条心，现在好像没有人写这个文章。我好像没看见过，主要的东西都不讲了。就长时间推动互相告密，我恐怕也有人告密，其中之一是有人说我在河南开封加入国民党复兴社了。我没到过河南，你何必拿这个东西来强求我干什么嘛，你问也要问嘛，都不问，问都不问就强求我，当然闹笑话。一年多以后，我说我是从四川直接到延安的，开封我说我到现在也没去过。

整风到了后来就是每个人写检讨。检讨教条主义，个人主义，这是过不了关的，后来从小广播到半条心，开始有点升级了。对这些年青人有点怀疑了：是不是像他们讲的那样，出于抗战热情到延安来的呢？究竟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成千成万的往延安涌，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送他们来的呢？是不是国民党送来的？有那么多人真会牺牲一切到延安来找共产党吗？

一遍一遍逼得没有办法了，个别人就编造，这个编造的人也已经被抓起来了，编造他是甘肃兰州来的，他说地下党是红旗党，加入的地下党是国民党特务成立的，因此就是特务。甘肃那个特务一来，红旗党一来。后来过了不久我听康生报告，完全肯定了这是个事实。红旗党这个说法大概是1942年夏天以后就普遍讲了。

他说共产党是红旗，实际上都国民党的特务。这一下，地下党是特务组织。1937-1939年到延安来的，也是国民党派进来的。这个说法怎么能相信呢？但是轻易就相信了，现在当然都推在康生一个人身上。康生能够发动全党的反特务运动？现在还有人在坚持延安当时是有国民党特务的，无非是想为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抢救运动”辩护。

如果有，他们在边界上找个流氓地痞进来探听探听，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可能有的，但那称什么特务情报人员呢？称不上的。真正派到延安去的，解放以后，像湖南的国民党军统局的第一副局长，叫做陈恭澍，陈恭澍这个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军统，戴笠是局长，他是副局长。但是蒋介石这个情报机关复杂的很，互相制约，蒋介石把最高权力握在他手里，他不能说只听军统戴笠一个人的话，各方面的情报他都要看，看哪个是真的。他把陈恭澍弄到他的侍从室，张治中曾是主任。侍从室的第五组就是情报组，第五组的组长名义小的很啊。但是看一些文章讲，国民党军统戴笠和陈恭澍两个人开玩笑，陈恭澍说我是你的下级，你局长我是副局长。戴笠说，我的情报还得交给你，要你审查。你要认为可以，我才交上去，你是我的上司。

陈恭澍规规矩矩写了多年日记，大量的日记留在了长沙，解放以后来不及带走，全部被我们缴获了。他日记里面有从1943年的日记。比如说听说延安最近内部很不稳，内部在互相怀疑，可惜我们在他们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所以什么也不知道。这东西已公开了，可近几年有些文章还是在强调延安有多少国民党特务的问题。

蒋介石在延安根本一个人也没有，到了1942年，从半条心到两条心以后，再加上红旗党的胡说被听信以后，我们就开始对所有这些抗日战争以后进延安的，不管你是党员也好，非党员也好，都统统审查。这个审查的范围有些人也不在此内，比方说比较老的党员，陈伯达、周扬等这些不在内，怀疑的还是“一二九”以后，1936年以后，参加救国会、民先的，抗日战争以后到延安的。

两个礼拜、几个月、日日夜夜都斗，你就成国民党特务了。那你就要交代，编嘛。然后又联合起来斗我，斗的不行了我就变成国民党特务了，我只好承认了。

然后是交代，交代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你写在延安你还有些什么人。有些经不住斗，就招出来一大批，所以就搞成了一个特务网。1943年7月份康生出来做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延安大概又闹到1943年底，有一些地方闹到1944年，这就叫“抢救运动”。

抢救你，挽救你，把你从国民党特务里抢救出来。这一来了就乱了，抢救的人就多了，这是对当时的青年到延安的估计根本上的一个错误，也是对1935年到1938年国民党区的大形势估计的根本错误。这样做是共产党把自己的威信推翻了。这些青年至少是因为蒋介石打日本不行，共产党打日本行才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