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奇

今年是恩师张有天教授仙逝10周年。十年很快过去了，可恩师的音容时时萦绕在我心中。如果他老人家不走，不知要做多少事，对中国水利水电贡献会有多大。

星期二一早，收到师弟崔炜微信，同时告诉我陈凤鸣师母的微信，说正在组织纪念老师活动，许多亲朋已经写就怀念文章。一听此信息，我对小崔及时通知十分感谢，当即回言：“谢谢，此事十分重要！”而后赶紧添加师母微信，并留言希望早点联系上师母。

傍晚下班回到房间，收到师母发来的信息，还是一如既往的问候，我赶紧简单汇报了一下近况，就问师母是否还来得及准备文章。与师母一起回忆感叹张总（在水科院，大家包括我们学生都亲切地称他张总，因他长期担任水科院副总工，这是个有职无权的职位，在我心里，感觉这是对他学术成就与水平的认可。张总，不仅感觉他是水科院的老总，更感觉他是我国水电界的老总也无不可）的突然离世对大家的打击，与师母忆及水电水利规划总院以及同行当时所发唁电内容，我就悲从中来，泪水就无法抑制地落下。即使现在，我都是含着眼泪在回忆。

我跟张总的交往在各位学生中应该说是时间最短的，也是最后一位直接接受他指导的学生，但我感觉跟他很亲、很近。2003年，我从武汉大学岩土工程专业博士毕业，当时导师王钊教授鼓励我从事科研，也积极帮我联系博士后职位。有幸的是水科院结构所接收了我，成为结构二室陈重华教授和张总的学生。当时张总已经办理退休手续，无法名正言顺继续招收学生了。张老师的经历我们可以从他的论文集中了解一些，而陈老师的履历大家则知之甚少，两位老师都是张光斗院士学生，只是二人年龄相差11岁。陈老师在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 80年代到加拿大深造，师从提出土坡稳定计算Morgenstern-Price法的Norbert Rubin Morgenstern教授，获得Alberta大学博士学位。陈老师精于岩土工程有限元计算，结构所采用的地下结构有限元程序就他的成果。只是陈老师为人十分低调，一切文章都由同事完成，一切荣誉归于集体。能得到二位老师直接的指导，我是十分幸运的。

刚到水科院，陈老师向我介绍了所里一些情况，也提到张总的近况。不久，因为要办理博士后进站手续，需要与导师确定研究方向。一天上午我们来到张老师办公室，我们在靠书桌的沙发落座，陈老师靠近张总，我靠门边。可以想见我的忐忑，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拜见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早上九点多钟的太阳斜照进房间，温暖地落在张老师后背，阳光透过老师不长的花白头发，他面容慈祥、精神矍铄。其实那是夏末秋初，并不冷，可给我的感觉太阳是领会人意的，因为这几天同事徐昕工程师告诉我张总身体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张总应该是需要阳光的。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和有关的一点设想，结合对结构二室研究内容的理解，说想做岩体渗流和应力耦合分析考虑有限应变。记得张老师一直倾听，只是后来平和地说了一句：“渗流应力耦合已经很难，考虑大应变更不容易。”说实话，当时我对自己的想法也没有深刻的思考，仅是结合自己情况和课题组的研究方向的一点不成熟的认识。其他的我已不记得，只记着自己还是汗水湿透了后背，虽然老师是这样和蔼得出人意料，没有任何的一点咄咄逼人、也没有更多的指点江山，而只是倾听。后来听李雪春教高跟我说，结构所两位学术带头人性格迥异，老师的好脾气是出奇地有名。

2003年到2004年，我们的大办公室和老师办公室紧邻，虽经常见到老师会到我们办公室拿报纸，偶尔与我们聊几句，但机会很少。其时老师正在写作《岩石水力学与工程》书稿，处理文档的小傅帮助老师整理打印，但老师从来没有麻烦过我们任何一位年轻人，哪怕去帮他查询文献这样的事。我也曾经对他说：“老师如果有任何事，我们甘愿效劳。”可他从来就没有一次用过我们，这一方面是张总亲力亲为自己做得踏实，更是因为他理解大家，因为当时我们要完成一些横向生产项目，这样才能养活自己。他总说：“你们都很忙。”他是不愿意因为自己而拖累集体;更不愿意因为自己而麻烦任何人。他自己到水科院北院、到国家图书馆查询资料，书后附录中的索引词条是他别具匠心特意为读者检索准备的，这在许多书中是不具备的。

书稿完成后，还未等得到出版，2005年春节前夕，老师突然因脑血栓病倒了。当时情况很危急，所长张国新，书记陶英十分重视，一方面积极联系治疗、另一方面安排年轻人陆峰等值班陪床。更有陈重华、陈平和张进平等老师们不放心护工和年轻人的照顾，都先后到病房值守。满满的都是同事间的革命情怀。虽然他们自己或者心脏，或者腰椎和颈椎有毛病，却全然不顾。我当时是有力使不上，一方面我与张总还不很熟识，另一方面所里体谅我一人带着孩子许多不便，从来没有单独给我安排任务，只是随大家去看望老师。匡院长也带领张医生及党、院办主任前往探视。好在治疗及时，张总终于挺过了这一关，劫后余生，病愈出院了。我知道严寒是击不倒张老师的，他是因为工作辛苦，极度劳累病倒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岩石水力学与工程》一书，那是他付出了毕生精力，用心血浇灌、用生命铸就的，其中的光辉思想、学术观点是那样的熠熠生辉。当你了解到这些，就会感觉，这不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是一座丰碑，立在那里，就是老师的人格体现。与当今那些“抄”就的学术巨著相比，何止天壤之别。

老师的身体在渐渐康复。我因为看望老师、或者汇报工作，有几次到他的住所。一次谈话后，老师对师母说想让我陪着下楼走走，师母叮嘱了几句，我跟老师出了门。我是不善言辞，老师又是病后初愈，双方并无太多言语交流。而他似乎若有所思，我只是小心翼翼地陪着老师，生怕有所闪失。两人沿着楼下花坛慢慢走着，与其说走，不如说是亦步亦趋，因那时老师身体刚刚恢复，境况大不如前。张总是南方安徽人，少有的大高个，一米八几，你可以想象青年时的张总该是多么帅气，即便彼时，一米七四五的我仍然相形见绌。走着走着，他突然问我：“小王，你抽烟吗？”要么不说话，要么一出口就是奇怪的问话。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只好如实回答：“我不抽烟。”这时他说：“不抽烟好，对身体好。”此外，老师还说了些让我注意身体的话。想到这些，至今仍让我动容。一位拖着病躯的老人，在提醒身边的年轻人注意身体，他是用切身的感受在关心我们，健康身体是多么的重要。不仅对于自己，更是对于家庭，对于国家都是极为重要的。

《岩石水力学与工程》出版了，老师也慢慢恢复了生气，又能从家里走到所办公室延续多少年不变的两点一线生活。虽然不像过去每天都到所里，但至少我们又能见到老师，为他日渐复原的身体和精神所鼓舞。不知哪天，怎样的机缘，我到老师办公室，他送给我一本刚出版的书；又不知是如何起得头，他竟然为我讲起岩石水力学、讲连续介质模型，讲双重介质模型，并且边说边画，在纸上用英文写出双重介质模型又名孔隙裂隙模型。其时我并不在做渗流课题，而是一边做地应力影响下的地下洞室工程研究

，一边完成一些生产任务。可以想见，老师其实是心情急迫，他有一种使命，他已经耽误了多年的研究，不愿意落在人后。他是多么地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投身这项事业，能追随他、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在岩石水力学研究方面领先于世界，造福中国。

老师退休前正是他连续几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科研成果硕果迭出、学术思想日臻成熟，科研事业再度跃上高峰的时刻。可惜自然科学基金委出台新规，退休人员不能领衔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当时的体制下，水科院、结构所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只有谋生的力气，而无研究的力量。没有经费支持，纵有再多思想也奈何不了现实。老师又是位十分自立的人，他不愿意打扰组织，不愿意打扰看似匆忙疲于奔命的我们，内心的渴望和压力只有自己承担。

我曾有两次受到老师的批评。那时所里负责北京水利设计院南水北调项目咨询，陈老师把一个基坑底板所受水压力的小问题交给我。因是口头咨询，嘱咐我用最简便的方法计算一下，我就用Excel表格计算了各点的水压力，而后又做了平均。算好后我向张老师做了汇报。当我提到水压力取平均值后，他批评了我，说不能想当然地去自作主张，应该实事求是。我才意识到平均的工作实属画蛇添足，因为工程事关以后百年，不能因自己的疏忽或者概念不清造成错误，那将造成千古遗憾，甚至是生命代价。还有一次，我负责贵州省兴西湖水库除险加固应力变形计算。虽然我将浸润性以下土体取为浮容重，但并没有用渗透力计算，而是将水压力加在坝面上，这样计算得到的位移结果不仅数值不对，而且坝顶位移方向都与实测相反。老师审查初稿后，指出我的失误，他在了解计算条件后，帮我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案。过后我又请教了陈老师，他仔细地为我讲解了渗流作用下的应力变形计算，使我彻底弄清了相关概念和注意事项。这里我将永远铭记两位恩师对我的教诲，一方面我的一些错误概念得到澄清；另一方面也在提醒我，水的作用对水利工程是时刻存在的，有水作用时的工程是最复杂、也是最难解决的。需要我用百倍的专注来理解概念，找到问题关键，把握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在我在讲授土力学关于渗透力和渗透压力时，每次都会特别强调概念，特别用自己的教训使学生得到深刻理解。虽然这么两次关于水压力的工作我犯了可以说是致命的错误，但老师的批评却使我受益匪浅，使我从似是而非的状态中清晰起来，我的能力得到提高，我要深深感谢恩师。

2005年下半年我有了较为完整的时间来完成张总交给我的关于博士后出站题目“论隧道轴线、大型地下洞室长轴轴线方位的合理布置”，老师介绍说这个问题是他们做鲁布革水电站地下洞室研究时发现的。研究进展很顺利，2006年春节前后我加紧工作，终于在三月时候完成初稿。“张老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水利工作者，不仅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科研工作又能从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指导生产，对科学命题有洞若观火的真知灼见，常能高屋建瓴，切中要害。”这是我当时在致谢中的一点感受，到今天这种感觉愈发真切。老师的工作不是为研究而研究，都是在工程实践中提升出来的，都有深刻的应用背景，研究成果都能指导生产，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那时可以说是春寒料峭，结构所小院前的树枝泛出嫩芽，我也冀盼自己有一个新起点。

返回石家庄时，我把打印初稿交给老师。当再次回到办公室，出站报告初稿已经放置在桌子上了。稿件后面具体内容老师未做特别的修改，但写有一张留言。同时把我原名“研究背景”的第一章改为“问题的提出”，并用红笔做了批注、修改。我仔细看过批改最多的“研究背景”，确实，改为“问题的提出”后，老师这一改切中肯綮，给读者直接的冲击，不仅课题研究意义突显；更突出现状研究存在的问题。这是老师对所做工作的自信，同时认为这项工作应该得到及时解决所做的十分迫切的呼吁，它也极大地提振了我的信心。再讲留言，部分语句的大致意思是：老师把有的地方做了批改，如果我有不同意见，欢迎交流。至今我仍保留着这本修改稿。

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师，很客气地跟弟子说欢迎交流，没有任何的居高临下，只有娓娓而谈，让我内心十分温暖和感慨。在他心中我们是对等的；对工作是可以平等交流的，这对于受传统文化教育的我触动很大。依照张总意见我做了修改。答辩时间定在七月的一个上午。参加答辩的除陈重华、陈平和李雪春老师，张国新所长外，还有清华大学的李广信和李仲奎教授、北京工业大学的黎保琨教授，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的邓建国总工，华北电力大学张华教授等名家。张总的身体远不能与大病前相比，这一年中他也就是断断续续来到办公室，我们能见到的次数并不多。当时虽然通知了老师，虽然我的内心也充满期待，希望老师能够莅临答辩会场，但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同时师母也一直在给我打预防针：老师身体状态不一定能支撑一个上午的会议，不一定能到场。但是，就是那天，阳光明媚，张老师坚持来到会场，我搀扶他从一楼走上到四楼会议室。心中五味杂陈，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答辩，不辜负老师的支持与期望。答辩很顺利，老师的身体那天也是有如天助，不仅在我身边伴我完成整场答辩，而且愉快地与我们最后合影。今天想到这些，仍不免潸然泪下。我知道，老师抱病参加答辩，不只是对后辈的支持与提携不遗余力，更重要的是，他十分珍惜自己的学术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学术思想是超前的。

与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我感觉，老师是一位谦谦君子，完美无暇。老师从来都是那么的慈祥和谦和，也许他也有急躁的时候，但我从未感觉过，这来自于他的胸怀和仁厚。一次老师的演讲PPT中用到了他从其他学者那里得到的几幅图片资料。他说，PPT让参会学者拷贝吧，其中材料未经原作者同意不能散布；不让拷贝吧，又显得自己太狭隘了。这让他左右为难。其实任何的决定我想大家都应该理解，但他老人家仁心慈厚，既想让我们学习知识；又尊重原作者版权，可是却难以让自己在情法的天平上平衡。你和他接触越多，就越会被他感染。

2006年国庆后，我接到徐昕报告的噩耗，张总于9月30日突发疾病故去了，看我能否参加告别仪式。苍天弄人，那段时间正赶上教育部在石家庄铁道学院教学评估，学校通令是任何人不能离开石家庄脱岗，当时我的心情是阴郁的，忠孝不能两全，后来跟师母多次表示，至今我都为没能赴京与张总作最后的告别而愧疚和遗憾。他老人家走得太匆忙，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太短了，无以复加的遗憾。老师的离世，许多人是无法接受、无法承受的，谁能意识到老师的倒下只是一瞬。老师有许多想法，即便是退休后，还设想自己能再干15-20年，确实如此，老师的思想是领先的、超前的，代表着我国水电界的水平。接触越多，越感觉老师就是宝库。遗憾的是，天不假年，壮志未酬。

张总的逝世不仅是我们大家的遗憾，是我国水电界的重大损失，更是我国水利水电科研力量壮大和学术水平提高的极大损失。他有许多思想和设想；计划中的最后一本著作《隧洞工程的科学和技术》也未写就，就这样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我们，这怎不让人痛彻心扉。也许世界就没有圆满，可对老师更不公平。

老师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伤痛，更是他树立的对事业、对家人、对朋友和对学生高尚的人格榜样。幸运的是我曾得到过他的亲自指点，受到过他的学术影响和品质感染。我还在从事着岩石水力学研究工作，老师送给我的《岩石水力学与工程》一书，作为我和学生的教材，扉页上有我书写的“深深怀念恩师张有天教授”，作为对自己的鼓励和警醒。虽然我工作做得不快，可我仍然是在一步一步地踏实耕耘着。老师的事业未竟，我的事业就未竟。老师的思想与青山不老，老师的品格与黄河长江永存，怎么表达都诉不尽这绵绵的崇念。在纪念老师的这个时刻，我也想把衷心的祝福送给师母，师母开朗大方，与老师性格互补，苦难艰辛、酸甜苦辣，与老师荣辱与共，琴瑟和谐。师母对我直接或间接关心备至，润物无声、沁人心脾。老师的离世对她打击巨大。希望师母能够保重身体，平安健康！

王俊奇  2016年12月25日平安夜于德克萨斯圣安东尼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