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您是1970年下放到上海的，待了十几年。您也写过，自1955年柯庆施到上海后，上海就变成了一个“静静的上海”了。

曾彦修：上海这个地方从19世纪的最后，到20世纪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它在全国经济上、思想上，文化上是一个龙头。因为北京的五四运动，很快立刻转到上海去，上海接过来，主要宣传民主思想、革命思想、进步思想。上海有一个租界，那个租界就是照英国人的办法，你在那个地方讲点民主，讲点共产主义，它是不管的。

敌占时期当然改变了。改变的就是不能宣传抗日，不能宣传中国共产党，不能宣传蒋介石，但是也没有要求你一定要亲日，你这个报纸不宣传亲日照样可以活下去。

解放后，文化界的人士不断往北京调，比较彻底的如电影界。过去全中国的电影人都集中在上海。到了1954、1955年，以夏衍为代表，上海地下党的进步文化界人士，基本上都调到北京来了。

那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像北京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大政府，当然不能在首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城市更活跃。因此上海的文化思想解放以后慢慢就削弱了。

五十年代中，柯庆施去了，柯这个人是极端的统治文化、统治思想的，柯庆施带着张春桥去，就是把江苏省、南京市这两个班子带去了。他自己好像什么水平也没有，石西民也带去了。石是老地下党员，大概是1927年的，长期在上海，地下党、重庆新华日报等等。这样一来，石西民去了就起个制衡作用，张春桥是极左的，柯庆施也是搞极左的，但石西民资格老，又是宣传部长，文教书记，有石西民在就多少稳一点。要他改变上海的局面，他也改变不了。

但是，石西民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反对了极左的。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这以后上海也是跟全国一样，一天天地左，这个事情当然也不是柯庆施个人，他是迎合整个趋势，只是他迎合得厉害一点。所以上海思想界、文化界很沉闷，人才多的不得了，就是不能说话了。

石西民这个人，因为他资格老，也爱惜人才。胡风分子分配在宁夏、甘肃的一帮人，何满子向石西民写了一封信，石把他从宁夏调回上海。

上面调我到上海去，到《辞海》编辑所，最普通的技术工作人员。我到上海的第二天，还没上班。临时住在简易房子里面。那天下午突然一辆汽车开过来，说石西民要见你，石西民他在锦江饭店开会，把我叫去。他走出来，见了我几分钟，两三分钟，其实，这就是他打招呼：他来上海，你们不要整天打他的主意，不要整天批斗他。就是这样。

1964年下半年搞四清，这个时候左的空气已经很厉害了。任何人一点名都会点到我，我是个大右派，没人阻挡得了，政治运动就是这个样子。后来，上海出版局通知我，参加出版局的四清工作队，出版局长是队长，我是队员。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单位的人也不敢提，也做不了决定的。这个事情最后知道是石西民的意见。出版局长也定不了，他敢定吗？斗到他头上，他吃不消的。这就是告诉大家：你们就不要清他了，他还可以去“清”别人吧！

石西民1955年就调到北京了，因此上海整个的宣传、理论、文化界，1955年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一个很有分量的人在，像夏衍、石西民这样响亮的。所以上海就由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由活搞死了。

微觉此生未整人

《大师》：您的《九十自励》写道：“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党内高干能做出“微觉此生未整人”这一结论的，恐怕很少吧？

曾彦修：是的，说来说去，我一生唯一无愧于天地的，是没有整过人。我们这么多运动，从1951年的“三反”整干部起，几乎几十年天天整。比方说反右派以前有个肃反运动，我就是肃反运动的五人小组组长，整过哪个？你去单位去问。不但没整人，我们单位第一个给戴文葆去疑，就是我主持的，我负责任，戴文葆结论是我写的。

后来反我右派，也没哪个说我包庇反革命。没人敢讲这个话，把戴文葆弄清楚，在全国有代表意义，到现在，全国好像公认戴文葆是特别好的编辑，他什么都能编，什么都能干，全心全意投进去，是一个永久的模范。

在我当五人小组审查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把对戴文葆的怀疑彻底推翻。戴文葆难到什么程度？陆定一当时是十人小组组长，中央抓反革命的第一号人物。在政协的一个什么会上，陆对王子野说，王子野啊，你们那里一个特务，你们怎么不动？王子野说，有这个说法，还没有什么证据，我们抓紧审查。

我到宣传部去开会，当时有个会议，有部外二三十个人参加，主要是大单位跟大学的党委书记。一天陆定一又点我的名了，他说你们那里戴文葆是特务，你们为什么不动？我说我们在抓紧审查他，审查出来他的问题要专门作报告。

所以人家搞肃反是搞出一大堆怀疑的，我是去掉无据的一切怀疑对象。我现在已经92岁半了，说不定今天晚上眼睛一闭就死掉了。如说谎话，死后不被人骂死？

我在上海写了三十个工人的结论，那个四清工作队的主要队员都是工人，解放以后表现好的积极的工人。我们过去对工人盲目崇拜，一问及历史，什么国民党，三青团，什么CC，什么特务，他们全部都根本不知道，既不知道也不关心政治。

我说那你们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有什么意见，对日本人有什么意见。他说日本人统治嘛，要我们敬礼，这个吃不消。我再问蒋介石呢，他们就说蒋介石的统治，后来嘛，买个东西要一堆钞票。就是1948年物价上涨，东西买不着，这个对蒋介石不满意。对于政治都不知道。这个厂的人事科长，是一个女同志，人好得不得了。但光是这个装订车间，怀疑对象的“材料”就是搞了这么厚的三十本。

我是右派，开始我不能参加，他们讨论我可以参加，他们讨论完全不着边际，我就插话，这个是怎么样的，这个事情没有，组长跟上面汇报了。我们的任务重得很，有三十个人要详查。后来全部交给我了。交给我了我就全权负责。我们这个工程队队长就是马飞海，出版局长，副队长也均是老党员。

从此以后，我就天天干这个事。有几个人就变成我的合作伙伴了。其中有工人，也有两个知识分子。最后审查的结果，这三十个人，一个也没有问题，什么问题也没有，有的人还非常之好，有一个人是我们指定的两百村长，敌人要粮食，他夜里走二三十里路回根据地请示，不给要杀头的，就给一点。还利用敌伪命令把敌占区的废铜烂铁都收，收了以后，你把最坏的交给汉奸，把普通的统统交到根据地。就是这么个村长。

还有一个假冒新四军，假冒共产党员，这个更复杂了。我跟陈落同志商量，说我们去听他讲，历史从头到尾详细地讲一遍，怎么样参军的，怎么样南下的。我说，他真的假的一听就知道了，我们听他讲，我一听就知道差不多，某些地方说了，我说这个地名你说错了，这叫什么桥？这个叫黄桥，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王桥。

我说我也走过这个路，（其实我没走过，）我没走过但我知道啊。新四军走哪些地方，一听，几乎没错。我和陈落同志跟上面汇报，说是真的，可以肯定是真的。

但是他说他当过一个师长——南下的时候师长，我们解放后江阴炮台的司令的警卫员。工作组内的工人同志们说，中国这么大，这到哪里去找这个师长啊。我说这个师长一问就知，中央组织部有，国防部办公厅有，总政治部全有。一封信去调查全有。但是我们工作队没有资格发这个信，发了他不理你。我说通过出版局党委写封信给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再把我们的信转到总参，或者总政等，就会知道。

调查信一转去以后，就来了一封回信，他的师长回的。那个师长急得要命，他说这个是我的警卫员，他说到了上海不回来，我们派人几次去找他，他是新四军，是党员。结果我们没动他。

这样一个情况，你说叫我们一个普通的工人干部，他怎么懂得去审查人家，怎么懂得这些方法。所以我们发动群众去动一个老干部，发动中学生，发动大学生，去斗一个留美学生，你怎么斗法嘛，当然是乱斗，你根本没他的经历嘛，你斗的方法都不对，只好打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