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种事情再不能搞了，靠发动群众斗那些历史比较长的，比较复杂的科学的、工程的、文艺的干部，那要闹笑话。延安就闹过笑话，抢救的时候，有些人斗一个留日学生，他说我们去看电影。斗他的人便问谁给你发的票，我的天老爷，我买票看电影，问谁给你发的票。在延安，你要看个戏，看个电影，当然是组织上发给你，不发票你就看不着。

斗人者是从山西的某个小县到延安的，所以他就不知道，在中国大城市，还可以买票看戏看电影这些东西。因此可以说坐汽车，坐火车，他都认为是国民党的特务给你发的票，你说这样查下去怎么得了。

这种事情以后还干不干，我不能保证，因为不准在文字上批评这些事情。以后绝对不能让没有常识的人，去干那些复杂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事件是怎么回事，根本不知道过去的历史，根本不知道国民党、甚至日本人是怎么回事。

这三十个人，我全部写书面的结论，我说我负责到底，现在我可以写一本小册子，对每个人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规定了，我去跟他们谈话，右派问题是不宣布的，这个不能对群众讲的，人家以为我是党员。

那个支部书记，是绝对忠于党的。我跟她谈，她说不要谈，不要谈，说你把我开除党籍好了。我说某某某同志，有那么简单，我找你还谈几次干什么？我说，你的事情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我说你不要怕。她有一个问题脱不了手，什么问题？

就是1962年，经济困难，全国有个精兵简政，工厂也好，单位也好，都要一些人回到老家去。在工厂、机关里，就回到街道，归街道办事处，减少国家的开支。如果是病人，经过医生检查，在一年之内不能够复工，就要病退。有一个女工是肺病，经过医院检查，两三年看不好，最后要医生签字病退。

医生不愿意签。这个女支部书记，就是大胆，她就代医生签。这个文件拿出来以后，单位的人一看，这个字迹怎么像这个支部书记的。然后就说去调查，去了开始是个女大学生，说档案没有。我觉得这调查太一般，不深入。又建议一个女工去。这个女工比较仔细，文化不高，我说这种事情，医院讨论病情的档案是内部的，这档案只有上级来检查才给你看，一般不给看。你要想办法，向他们说明原因，要看这个内部讨论档案。

后来医院果然查了内部档案，结论是：这个人两年之内病恢复不了，上不了班。但是这个签字呢，医生不签，她签。我们了解这个内幕以后，我说，某某某同志，上面这个字有人说有点像你写的。她又骂又哭，你们开除我好了，你们枪毙我好了！我说你静一下，要是那样的话，反复谈干什么呢。

我说，“已经调查过了，你呀，不知高下，医生不签，你就代他签了。”她说：“你们都知道了？”我说都知道了，所以我说你安心了，像今天这样激动可不行，不然你回去休息两天也可以。我说，你没有事了，其他的什么作风，态度不好，这些问题慢慢做点自我批评吧。

我就是这样子把这三十个人的问题全部搞清，每一个结论都是我写的，也是我签字的，我们工作队里面还有一个专门管审查历史的人，不知是哪里来的，水平相当高，结果草稿都给他看，他都同意，所有三十个人他都同意。

还有上海搞装订作坊的一个小老板，说是反动资本家，四清的时候还要给他加帽子。我说我去找他谈。我说张老先生，我说你怕什么？我不是来整你的人，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诉我。他还是怕，他妻子也在厂里，吃不下饭。我又找他妻子单独谈话，我说你几天吃不下饭不行，你先要吃饭，身体重要。她发现工作队首先关心她健康，不是骂她，她就流眼泪。人都是有良心的，我说，你们家究竟怎么回事？你丈夫说不清楚，他怕我。我说，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有些事情要想了解一下情况，谈了半天我就问她，我说，1948年你都干了些什么事？

她说有几个二十几三十来岁的住在我们楼上，那时候抓人抓得很厉害。我问住了多久？她说恐怕住了十来天。她说有困难。我说什么困难？她说我要每天买菜，买米，我们一天买的东西，平常就是我们老两口吃，今天来了几个壮丁，两三个，就增加一倍还不止呢，我只好偷偷地买。我一听很吃惊。这话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造得出来的。她说还有麻烦的，我说什么？ 因此她说我倒马桶都偷偷倒，怕人家看见。两三个壮丁每天多了个马桶。这话一讲，我已经觉得，这不是个五十几的老太太能够造假的。

我说你还做了什么好事统统讲吧，她讲有捐钱之类的。这下子我回过头来我就找那个老头子。我说你怕什么？我说你做的那些好事为什么不跟我讲？他说什么事？我说，你们家里在国民党大逮捕的时候不是有人住过吗？他说有啊，我说叫什么名字，是怎么回事？说了一遍。我记下了，回来我就跟组里讲。组里的工人同志说：“上海那么大，到哪里去找啊。”

我说，如果那两个是党员在他家里避难的话，现在他就不是两个普通党员，他现在就是区里市里的干部。我说到市委组织部，到市总工会调查，上海当时地下党员有多少，在工人里面干些什么，去市总工会一问，立刻就有答案了。一个人在浦东什么厂当党委书记，一个人在什么厂也是领导，一调查，都是事实，他说我们是党员，在他家避难。所以作为一个反动资本家，说是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一调查，是解放前拼着危险救我们两个地下党员的人。

我又不信佛教，但我有个慈悲心肠，你说我有什么高的水平，没有。无缘无故地说人家是反动派，什么根据？因为在延安说我是特务，所以我对人就特别小心了。人家冒着危险救了两个共产党员，解放以后一直当反动分子来处理，这叫什么名堂。我一生最印象深的，就这件事最重要，不是一个人，而是几十个。

他们当时毫无办法的，在我来讲，确是小菜一碟。拿着材料一分析，怎么调查，怎么估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困难的。所以讲我“微觉此生未整人”的话，我不怕，明天就闭眼睛，我相信没有人会找出例子反驳我。

没有那么多敌人了怎么办？就整自己人，整一些老革命，老进步分子。这叫什么话。今天究竟是不是接受了教训？有些人根本没有接受教训，一天到晚想整人。四清，到处清出了一大批特务、反革命，哪个是？我也不怀疑其中有个别。那么为什么人民出版社1956年内部“肃反”清查了二十多个人，都搞清楚了，没一个反革命，没增加一个怀疑对象，反而把一些人弄清楚，其中主要是戴文葆。我把戴文葆弄清楚，我对得起全国的出版界，他是全国出版界的旗帜人物，第一届韬奋奖的得主就是他。

所以我一生最得意的事情，是两件，也可以说一件。戴文葆那还算不了，主要是上海，就工厂里面给三十个工人，把他们的怀疑，什么特务，什么汉奸，这一类的怀疑全部解除。反思一辈子，没害过人，这是一个最大的愉快，很大的幸福。我这辈子没有贡献，就是没害过人。我死了，不管马克思、阎王爷责问我都不怕。

共产党啊，应该建立道德标准。而不是建立整天斗争这个人，一天到晚叫人家去检举，这是降低民族的道德水平啊。所以叫人整天报告这个，报告那个。为什么右派那么多，反革命那么多，还不是报告出来的，他对我们讲过什么什么坏话，他对我讲过哪一句话，其实也没有什么，运动来的时候，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一次运动增加几个怀疑对象，最后到了文革，除了江青、张春桥几个人以外，全国无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