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二次回到人民出版社去工作是1979年，从上海1978年回北京，在大百科筹备小组呆了半年，我觉得那里的工作不是我这个水平能做的，那要多少知识、学问？人民出版社又要我回去，主要是范用和张惠卿要我回去。

我到人民出版社一去，当然主要还是宣传部的于光远和出版局长陈翰伯支持，我说我们跟这个世界隔绝几十年了，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建国以来就跟世界是一刀两断，对外面世界，什么都不知道。

我自己的经验，1979年我从上海回到北京，一次，有几个都是右派，劳动改造回来的。他们谈起来，说美国人造卫星到了月球，我说啊，你们说什么？美国人到了月球，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

是1969年吧，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当时报纸不宣传，《参考消息》我看不着，登不登我不知道。所以美国人到月球我不知道。中国已经跟世界隔绝了，不但不了解，也不关心了。所以我就建议要翻译二战结束以来大量的国外书的计划，后来出版了一些。

当时搞这个计划的时候，当时胡乔木的身份还比较特殊，宣传部部长之后，好像名又没有挂，但是有一个草稿糊里糊涂的送给胡耀邦，我一点也不知道。胡耀邦看了赞成，但是说计划太大了一点。

这下胡乔木一下子转过来了。前所未有的，突然在1984年的春天，我在1982年到1983年之间，在外地，看见报刊上反对精神污染提得很凶，变成一个运动。又看见了北京是丁玲，广州是欧阳山出来发表谈话支持，像我们这样的在共产党里面时间长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局面显然是布置好了的：要来个大运动。这两位老人家（丁玲、欧阳山），又是出名的很左，丁玲划右派莫名其妙，很多右派都是极左派。他们两个一出来，任何时期只要中央一发出来就必有大名人出来全力拥护。所以我就看见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计划了，又要搞全国性的类似反右派这样的运动，我就写了一封信辞职，交出版总署及中宣部。当时中宣部跟我们是间接关系。这几年当中我当过总编辑和社长，原来那个社长他不当总编辑，不管稿件，他就是怕当右派。

1984年3、4月，我已经正式离职几个月了。我先任总编辑，不久变成社长。张惠卿当总编辑，因为他已经五十几岁了，所以我非得立刻退不可。这个时候胡乔木整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通知人民出版社所有的领导，所有编审，一些行政工作的副处长以上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到中南海宣传部去，听中宣部出版处长传达胡乔木对人民出版社的批评。

其时我在外地，结果一去曾彦修没有，但不能说会就不开啊，照样传达两三钟头。那是专门针对我的。我已经下来了，但还有文章可做。我还是一个党员。我回来，几个月不上班了。又接了一个通知，说要人民出版社的陈茂仪（他当时是顾问，我也搞不清楚，他也去上班，他也不是社长。）另外还有张惠卿、曾彦修，电话里通知是曾彦修必到。

我是主犯，今天就是审判我。在中南海宣传部会议室，宣传部的许力以出版处长来，胡乔木来了。讲了将近三个小时，从下午两点半左右讲到天都黑了。讲的时候我始终一言不发，一个字也没讲，一个字不记。张惠卿好像在记，陈茂仪记得比较详细。记得好像是宣传部的许处长讲了一句，他说这个翻译计划耀邦同志看过了。

胡乔木说了一句，耀邦对这些事情不大熟悉。我就静静听。他越讲越离谱，说你们好大的胆子，你们竟然还想要出《陈独秀文选》，你们知不知道陈独秀是托派，托派是反革命的，胡还是三十年代斯大林杀托洛茨基时候的思想。他不会落后到这个程度，是故意用大罪名压人。你曾某人想出版陈独秀的书不是反革命么？当时我差不多要笑了，我又忍住。批评我们出版一本书，一本小册子，据说这个人是比利时共产党里面分出去的，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写了一本经济学研究过渡时期的理论，比较客观一点。胡就拼命批评此事，说这人是托派，你们知道吗，是敌人，你们知道吗？你们还出他的书。

那个时候我们心情有一点低落，真替他难过。我想，怎么同四十年代时完全是两个人呢？你自己织好的罗网你把脑袋伸进去，怪不了我们。我只举这个例子。这本书他视为圣经，我们拿着了证据，他在社会科学院党代表大会作报告，报告里夸奖这本书不是教条主义。

第二，他在中央党校又提出要大家读这本书，这本书不是教条主义的。张惠卿那个时候在党校，这个本本张惠卿就带着。他在中央办公厅也印大字本。从党中央到自己直接掌握的社会科学院，每个人都要学习的这一本书，就是我们出的小册子。他把名字没搞清楚，说出托派书，是出乎他的意外的。

讲话当中，他看见我脸色不大好看，一言不发，就使劲讲得更明确点，说至于曾彦修同志的问题呢，那就等到整党运动中去解决。所以，那个时候似乎以他为首，已经准备着在1984年之后大概又搞一个新的反右运动了。胡讲的是整党，他不会再讲反右派，但他把我已经放到那个运动里面去了，而且是当面讲的，是我亲耳听见的。

所以我觉得这回再像反右派那个时候退让是不行的，我回来就写下了我的抗议，我叫申诉书，他是政治委员我敢抗议么？这个申诉书是在人民出版社偷偷写的，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没有给任何人看过，但是在人民出版社油印出来倒是真的。几万字，一个个据实驳斥，驳斥到什么程度呢，我要他正式向人民出版社道歉，我发现反右派运动中光检讨不行。光检讨，最后原来你是国民党特务，延安就是这样的嘛。那么我这回怎么办，我再检讨检讨没有用。“我绝不能够接受人民出版社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出版社，我诚恳地希望乔木同志正式收回这些很不妥当的批评，并再一次诚恳地希望他对人民出版社正式道歉。”我这么一个人，敢于正式要求他道歉。

这个东西我把它打印好以后，就交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去了。我估计到真正闹起来也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才能确定，是不是开除我的党籍，是不是加上什么帽子。

这个事情说明了一个知识分子，包括自身修养很高的人，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坚持不坚持你所知道的真理。胡也是从启蒙运动来的，人道、自由、民主。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开始是从这些来的，然后转到共产主义。到了权力太大的时候，权是第一，谁侵犯了我的权力，那就不客气。胡自动出来做反人道主义的旗手，实在太令人惊叹了。

我这长篇正式抗议提出以后，胡乔木这个人比别人在这一点上要好，他觉得不对，他觉得他很多东西都说错了，所以要到我家里来向我表示歉意。别人劝阻了，后来要写一封信来表示歉意，也被劝阻，劝阻的是什么人，大家都猜得着，我就不必讲了，劝阻的人是他的左右手。这是一次会议上，听一位全知情的人物讲的，不是传说。这符合胡的本性：他成于才高识广，败于位高权重。